清代“隶书四大家”——金农

金农(1687~1764)，字寿门，号冬心，平生别号甚多，达数十种，浙江杭州人，博学多才。

金农的隶书沉稳果敢，奇崛憨直，隐约有《华山碑》《天发神谶碑》《衡方碑》《夏承碑》的影子。但这种影子又不是那么的明显与突出，这是金农的过人之处。他一方面是好古痴古之士，仿佛是生活在清代的一个汉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近乎自负与自恋情结者。二者的结合，使其作品达到了“无一笔不是汉人，无一笔不是自己”的境界与高度。他的超前审美与定位，时人言其怪，也是情理之中。

清代“隶书四大家”——郑簠（fǔ）

郑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江苏南京人。行医为业，终生不仕。少时便矢志研习隶书，初学明末书法家宋比玉，一学就是二十年，至中年有所悟，遂探本求源，遍习汉碑，直至晚年。为访山东，河北汉碑，倾尽家资，收藏汉碑拓片，家藏碑刻拓片有四大橱。孔尚任在《郑谷口隶书歌》中道：“汉碑结僻谷口翁，渡江搜访辩真实。碑亭冻雨取枕眠，抉神剔髓叹唧唧”，即是郑簠爱碑如痴的写照。

郑簠广习汉碑，《曹全》为其基本体势与风貌。在此基础之上，又融入行草。《夏承碑》与其他汉碑的某些特征，晚年形成了奔逸超纵、神采奕扬的隶书艺术风貌，以异军突起之势，竖起碑学复兴的第一面旗帜，是清代三百年隶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清代“隶书四大家”——邓石如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因避仁宗琰讳，遂以字行，改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其书兼善各体，隶书成就最大，作品结体严整，具金石气，篆刻刀法苍劲浑朴，成就斐然，影响甚广。

就书法功力而言，邓石如是清代书家中用功最勤者。笔能扛鼎，章法结字也很完善。然而由于学养和艺术天分的限制，其作品中不免流露出一些匠气。隶书面貌更多的是唐人气息，在汉人的精神把握上，不如其他诸家，种种缺憾，其作品不能说是高格，乃功力型书家，形而下的上品。

清代“隶书四大家”——伊秉绶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汀州宁化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曾为广东惠州知府、扬州知府，喜绘画、治印、工诗文，著有《留春草堂诗抄》。

伊秉绶的隶书给人“如对高山，如仰大贤”的感觉，其面貌可用正、大、简、拙四字概括。

“正”即正格，一方面是隶书创作发展史的正脉与主流风尚，同时也有人格精神层面的因素。从伊氏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颜真卿精神、风格面貌的隶书再现。人格的力量支撑着他的艺术风貌，磅礴壮严庙堂气的背后是一个磊落善政的廉史，书格即人格在其身上得到了最佳诠释。

“大”不仅指作品体积，更多是指作者的气格与气象。

“简”是伊氏书法的明显标志，也是他自觉的审美追求，结体方正，分布均匀，用笔平铺直叙，淡化了波挑，蚕头燕尾等等一些隶书的装饰用笔特征。作品给人以明朗、直截的印象。单纯而不单调，笔简而意足，这是伊氏的能耐，一种提纲挈领、以简驭繁的能耐。

他的标志还体现一个“拙”字，用“成拙方为巧，入愚始见奇”这句话对应伊氏艺术再恰当不过了，这是艺术高层面的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