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19
在当代画家圈,多数人是先喜欢画、再奋斗成画家的。还有这样一批人,是因为从事相关工作,才逐步奋斗成画家的。他就是曾孝濂。
曾孝濂:生于1939年,原籍云南威信。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从事科研艺术生涯四十余年,参与完成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绘制动植物科学画无数,为中国植物分类学做出了极大贡献。
在国内外出版《云南花鸟》等多部个人画集,并为国家邮政局设计九套邮票,其中《杜鹃花》、《杉树》和《君子兰》被评为年度邮票,《杉树》并获专家奖,《百合花》被评为年度邮票,《中国鸟》被评为国际政府间邮票印制者大会连票奖。
历时30余年参与编纂《中国植物志》,已发表各类科学著作插图2000余幅,设计《杜鹃花》《绿绒蒿》《中国鸟》等九套邮票,又画了100幅花、100幅鸟……从1958年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开始,曾孝濂再也没有搁下过画笔。
这几年,他还开始了自己又一项庞大的计划——再画100幅热带雨林大画。“小时候的爱好竟然成了一辈子的事业,我很幸运。”曾孝濂感慨道,这段与植物画的情缘,一续就是60年。
1958年,高中毕业的曾孝濂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职务是见习绘图员。“主流派画家批评谁画得不好,会说你画得跟标本似的;可对植物科学画来说,画标本却是最基本的要求。”
曾孝濂说,为了完成《中国植物志》的插图,不少美院的学生被抽调来;但植物科学画的严谨,让很多学生打了退堂鼓,反倒是像曾孝濂这样的植物科学画爱好者坚持了下来……
“其实植物科学画比工笔画更难,一朵花是5个雄蕊还是6个雄蕊?这个不能画错。没有植物学知识做支撑,容易出错。”曾孝濂说,植物科学画必须要做到“无一花无出处,无一叶无根据”。
有人把曾孝濂称为“中国植物科学画第一人”,他自己却不同意。“在画家面前,我懂点植物;在植物学家面前,我就是个画画的。”曾孝濂不喜欢“画家”或“植物学家”的称呼,他说自己只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老职工,一辈子只会从一而终——中学毕业后只进了一家单位,一直干到退休;多年来坚持干一件事,为植物画画。
作为植物学家,曾孝濂的画作经得住业界考验。他的一幅画的信息量极其丰富,除了根、枝、花、果外,连分类学家最看重的叶片正、反、侧面的形态都有。作为画家,曾孝濂说自己在力求把植物画美,不能改变植物特征,就从光线、色彩、虚实、明暗上下功夫。
“曾老师的画可以把人美哭!”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立松是曾老的“铁粉”,在他眼中,植物科学画有照片不可取代之处,好的植物科学画甚至与发表新物种的模式标本同等重要,“举例来说,我可以用微距摄影拍到地衣的细节,但大景深会虚化背景,曾老的画却可以同时兼顾植物与环境。”
曾孝濂说自己有强迫症,画植物有固定步骤,一般是先看照片,之后去原产地写生,拿到标本后解剖,直到对植物有了十足把握才下笔。他画大蒜,为了观察大蒜的开花过程足足花了两年时间。
曾老用两个词形容自己的作品——“像”与“生命”。像是起码要求,难的是表现生命。“植物的生命状态或柔软或坚韧,这些都源于它们面对自然的从容。每一朵花怎么开,它是有道理的,你要用眼睛去观察,用心灵去体会,然后画出来。”
曾孝濂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世人皆不屑一顾,我偏觉味道足。有的画家认为画植物科学画很枯燥,但他不觉得。“科学画的最高境界是:在那儿,它就能迸发出生命的力量。”
曾老希望植物科学画传递给观者一种态度——科学的严谨、生命的从容。“这个画种和我们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最直接。它就是要反映自然、表现生命,唤起人们对自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他说,这是小画种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