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三希宝帖》的前世今生

2018-04-27

1928年6月4日清晨，当一列从北平开往沈阳的豪华列车行驶到一个叫皇姑屯的小站时， 一枚预先埋放在那里的炸弹突然爆炸，车上乘坐的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被当场炸死。 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东北精心策划的皇姑屯事件。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得知消息，一下子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先是感到震惊，继而又像卸去了千斤重担，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就在前一天晚上，张作霖在离开北平前，还专门派人找到易培基，向他索要一幅书法名帖。 易培基知道如今已经是国民政府了，故宫里的文物不再属于个人所有，可面对权倾一时、蛮不讲理的军阀头子，易培基还是不能强硬拒绝。 他推辞说这件书法作品锁在库房里，库房的钥匙分别由冯玉祥等三人持有，他本人无法开启。 张作霖因离京匆忙， 又深知强行开库掠夺国宝的严重后果，只好作罢。没想到十几个小时之后， 他就在火车上被日本人炸死了。

张作霖索要的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宝？ 故事还得从北京故宫说起。北京故宫养心殿是清朝乾隆皇帝起居的地方， 皇帝也经常在这里召见臣子，面授旨意。 养心殿的西侧屋叫西暖阁，是皇帝休闲、看书、赏玩珍宝的地方。 在西暖阁靠窗户的地方被隔出一间小屋，屋子的正墙上悬挂着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三希堂”匾额。乾隆皇帝热爱书法艺术，喜欢到处作诗、题字，是中国历史上留下墨迹最多的一位皇帝。 在他收藏的历代书法佳作中，有三件堪称稀世珍宝。 一件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第二件是他的儿子王献之的 《中秋帖》； 第三件是他的侄子王繤的《伯远帖》。 自从得到这三件宝贝，乾隆皇帝就爱不释手，闲暇时，常翻来覆去地仔细欣赏，恨不得走到哪儿都把它们带在身边。 因为太喜欢它们了，乾隆皇帝就命人在自己居住的养心殿里专门隔出一间小屋， 像供奉圣物一样把这三件书法珍品收藏在里边，为的是可以随时欣赏、临摹它们。 这间小屋就被乾隆皇帝命名为“三希堂”。

快雪时晴帖

其实，这三件书法珍品自古以来就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受到世人的喜爱和推崇。 特别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更是被人尊为“天下第一神品”。 张作霖向易培基索要的正是这幅《快雪时晴帖》。

《快雪时晴帖》是我国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写的一封书信，篇幅不大，长23.6厘米，宽16.4厘米，相当于一张普通信纸大小。 全文仅28个字，写的是：“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意思是大雪之后向友人表示问候。王羲之生于16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是山东临沂人，虽出身贵族，却不恋官场而钟情自然。 王羲之所在的那个时代正是中国书法艺术由隶书向行书、草书和楷书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他把毕生精力都用在书法艺术的探索上， 他的行书和楷书成就之大、影响之深几乎到了让人顶礼膜拜的程度。在《快雪时晴帖》中，王羲之用行书、楷书交替书写，行笔自如流畅，神采飞扬，表现出一种平和简静、遒丽天成的意境。 王羲之没有想到，他随手写的这28个字，竟成为了书法艺术的楷模，不知让多少后人为之倾倒。在这幅字帖上，留有历代收藏者的题字和印章，光是乾隆皇帝就在上面题字、题诗多达70多次。 他称帖上的这28个字为“二十八骊珠”，是“上上真迹”、“千古妙迹”。 由此可见王羲之对中国书法艺术贡献之大。令人遗憾的是，这幅具有无上地位的书法珍品却不是王羲之的真迹。 王羲之的所有书法真迹都已经失传，没有一幅能够保存到今天。 这幅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是唐代书法家临摹的作品。到今天。 这幅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是唐代书法家临摹的作品。由于科学不发达，1000多年前的纸张很难完好地保留至今。幸运的是，我们的祖先找到了一个补救的方法，那就是把真迹复制下来。 这幅《快雪时晴帖》就是从王羲之的真迹上直接复制的。由于年代距王羲之最近，又是唯一保存下来的一件，所以后人就把这幅《快雪时晴帖》当做真迹来看待。

古人发明了一种复制方法叫“双钩填廓法”，就是用一张透明的薄纸或涂了蜡的纸，铺在原作上描出轮廓，再将它描在要复制的纸上，然后按原样用墨填写。 这样复制出的作品几乎与原迹一样，还能比较完好地保持原作的神韵。 在真迹失传的情况下，这件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复制品也是珍贵无比。《快雪时晴帖》一直保存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 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从1933年起，它与故宫其它珍贵文物一起辗转万里，迁移到了四川。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大批故宫珍贵文物运往宝岛台湾，《快雪时晴帖》也随之去了台湾。 如今它存放在台北市中山博物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

《快雪时晴帖》如今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那么，三希帖中的另外两帖《中秋帖》和《伯远帖》的命运又如何呢？

90年前的一天傍晚，太阳西沉，古老的北京城笼罩在暮色之中。 故宫北墙一座专供差役出入的后门悄悄地打开，鬼鬼祟祟地闪出一个人。 他四下张望，见无人察觉，便匆匆地消失在昏暗的胡同里。这个人在一个挂着“品古斋”牌匾的小古董店门前停下脚步，又回头张望了一阵子，才转身进了屋。 来到里屋，他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卷，交给掌柜。 掌柜打开布卷，在灯下仔细观看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几天后，“品古斋”来了一位客人，掌柜连忙把他请进屋，沏茶倒水，热情款待。 此人叫郭葆昌，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北洋军阀袁世凯的账房先生。 郭葆昌家财万贯，酷爱收藏，又出手大方，古玩行里的人要是淘弄到宝贝，都喜欢先让他过目，只要是真货，一准能卖个好价钱。掌柜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个布卷，把两幅纸张泛黄，年代久远的书法作品摆在桌案上。 郭葆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 这不正是藏在深宫，只闻其名，不见其踪，大名鼎鼎的三希宝帖中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吗！ 郭葆昌一掷千金，将它们买了下来。 临走时，还一再叮嘱千万要保守秘密，不得向外传扬。把《中秋帖》和《伯远帖》偷盗出宫的是一位小太监，他背后还有一位幕后指使人，就是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辛亥革命以后， 民国政府每年提供给皇室成员400万银元的津贴。 对于养尊处优、挥霍无度的皇室成员来说，这些银两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于是，从溥仪到家人、从官员到太监都想方设法地偷盗宫里的珍宝典当卖钱。住在宫中的瑾妃早已盯上了三希宝帖，她深知这三件宝贝的价值，只要得手,就一定能卖个大价钱。不过，三希宝帖的名气太大了，尤其是《快雪时晴帖》，那可是书圣王羲之的墨迹，光乾隆皇帝就在上面提款钤印70多处。 如果一下子把三件宝贝都偷出去卖了，实在是太显眼，弄不好还会惹出麻烦来。 瑾妃思来想去，决定先把《中秋帖》和《伯远帖》卖掉，如果没有什么风声，再卖《快雪时晴帖》。

中秋帖

为了掩人耳目，避免事端，她没敢找大古董商，而是让贴身的太监卖给了那个叫品古斋的小古玩店。 于是，就出现了小太监黑夜出宫卖宝帖的一幕。瑾妃得手后，欣喜不已。 她又开始盘算着如何故技重施，偷盗《快雪时晴帖》。 不过，她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冯玉祥将军就在1924年10月24日发动了“北京事变”，把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帝王家族统统驱逐出了故宫。 《快雪时晴帖》侥幸躲过了这场劫难。郭葆昌得到《中秋帖》和《伯远帖》后，就将它们深藏家中，秘而不宣。 他知道这两件宝贝价值连城，一旦走漏风声定会招来灾祸。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1932年。 有一天，郭葆昌在家中宴请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也许是贪杯多喝了些酒，也许是马衡的渊博知识打动了郭葆昌，郭葆昌竟然一反常态，将深藏府中、秘不示人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取出来，让马衡欣赏。马衡又惊又喜。 他知道在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前，大批珍贵的故宫文物被偷盗变卖，流散丢失。 此时，他正为寻找和追回这些文物四处奔波，不想却在这里意外地见到了大名鼎鼎的《中秋帖》和《伯远帖》。 他真想马上把它们带回故宫，可是他的愿望没能实现。

郭葆昌向马衡展示《中秋帖》和《伯远帖》之后，就将这两幅宝帖深藏起来，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对世人来说，《中秋帖》和《伯远帖》就如同沉入大海的石头，谁也不知道它们到底沉在了哪里。

一晃18年过去了，时间到了1949年。 在这期间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失去了对中国大陆的统治权，正慌忙撤往台湾。 几百万人一下子涌到台湾岛，使那里本来就匮乏的商品变得更加紧缺，有钱人家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压箱底的财宝拿出来换取紧缺的生活物资。 沉寂了18年的 《中秋帖》和《伯远帖》在这时又一次浮现了出来。

一天，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找到刚从祖国大陆迁到台湾、正在筹建中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要将手中的两幅书法卖给他们，这两幅书法正是《中秋帖》和《伯远帖》。 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 三希宝帖中的第一帖《快雪时晴帖》已经随着大批故宫文物来到了台湾，如果能抓住时机购回《中秋帖》和《伯远帖》，那么失散二十多年的“三兄弟”将会重新聚首。 可是，事情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在惊喜与感叹之余，台北故宫博物院表示出深深的无奈，捉襟见肘的经费使他们拿不出钱来收购它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刚刚浮出水面的宝帖又沉了下去。

时隔不久，1951年这两幅宝帖又出现了。 这次它们出现在香港一家英国银行的保险柜里。 此时，宝帖的主人已经不是郭葆昌，而是他的儿子郭昭俊。 两年前，就是他把《中秋帖》和《伯远帖》带到台湾，准备卖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因为对方资金短缺无力收购而只好作罢。 郭昭俊急需用钱，就把两幅宝帖抵押给在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赎期定在1951年年底。 眼看抵押期限一天天临近，可赎金还是没有着落，郭昭俊焦虑不安，又无可奈何。 其实，这家英国银行早就盯上了这两幅宝帖，在催郭昭俊还款的同时，他们极力劝说他把宝帖卖给银行。 郭昭俊万般无奈，已经准备出卖宝帖了。

《伯远帖》

不久，一份关于收购国宝三希法帖的紧急报告摆在了中南海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周总理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 把消息传回北京的是时任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徐伯郊。徐伯郊和郭昭俊是世交。 当徐伯郊得知郭昭俊要把《中秋帖》和《伯远帖》卖给外国银行时，马上就急了。 他深知这两件国宝的重大意义和价值，要是国宝流失国外，那将成为千古遗恨。 于是，他一面竭力劝说郭昭俊将国宝卖给国家，一面将此事迅速报告给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父亲徐森玉和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他们又报告了周总理，希望国家出资回收国宝。

回收国宝需要一大笔钱，可是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国家建设最紧缺的就是资金。 这件事能成吗？ 谁心里也没有底。 周总理看过报告，立即作出批示，要想方设法收回国宝，决不能让它们流失海外，并且亲自筹划，亲自部署，在非常紧张的财政预算中挤出一部分钱作为收购国宝的专用资金。回收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为了确保国宝真实可靠，国家派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徐森玉等人前往香港鉴定。 经过专家认真鉴定，确认《中秋帖》和《伯远帖》是真迹无疑。 两件国宝终于以当时35万元的天价被买了下来。

《中秋帖》和《伯远帖》现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