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论 | 清代时期——何焯《义门题跋》
2018-01-27
何焯（1661—1722），字润千，因早年丧母，改字屺瞻，号义门、无勇、茶仙。晚年多用茶仙； 清康熙四十一（1702）年进士，在当时以通经史百家之学，长于考订而有盛名。他在考据学上很有造诣，对坊间出版书籍的错误都一一订正。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寄籍崇明，为为官后迁回长洲（苏州）。先世曾以“义门”旌，学者称义门先生。何焯与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并称为康熙年间“帖学四大家”。当时人争索何书，更有好事者以重金争购其手校本。他的楷书作品《桃花园诗》简静疏朗，清雅古穆，为书迹中的上上之作。
《义门题跋》是清代初期著名学者何焯的书法论著，其内容多为对古代碑帖及其艺友收藏或过眼之碑帖题跋，上自魏晋下及明清，且对版本鉴定与收藏方面有真知灼见，是书记录其平生所见法帖而成，多为名迹。
何焯《七律诗轴》纸本行楷 116.7×43.8cm 上海博物馆藏
《义门题跋》书学思想释义：
1. 书宗魏晋。书法至魏晋，书体演进基本结束，中国书法自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魏晋书法，清新古雅，不激不励，历来为后世学者所推崇。二王书法可谓是时代之结晶，羲之灵和，献之神骏，书法造诣各有千秋。唐太宗即位，独尊羲之书法，称其“尽善尽美”，合乎儒家“中庸”之道，确立王书大统，带动了书法审美的整体回归。唐李嗣真《书后品》亦云:“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可谓书之圣也。”丛先生探其原由有三:首先，王书草行兼善，承前启后，其地位已史有公论;其次，字得中和之美，兼具实用与艺术的楷模意义，具有使用广泛之社会需求;最后，王氏为江左风流名士，人书俱为上品。何焯之书法取向亦追魏晋人之韵趣。
何焯书宗魏晋，《李白五言诗》:“自恨俗笔，无晋人韵也。”他平日喜临晋唐法帖就是心慕手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颜真卿亦合右军父子笔法，用笔最与晋近，何跋《旧本颜鲁公多宝塔》:“鲁公用笔最与晋近，结字别耳。此碑能专精学之，得其神，便足为二王继。”对颜鲁公用笔合晋法，故人多有持论。宋黄庭坚《山谷题跋》:“鲁公书独得右军父子超逸绝尘处。”“颜鲁公书虽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军父子笔法。”叫可焯对颜真卿的推崇不仅表现在鲁公笔法、笔势上所体现的魏晋风度。在书体风格上，主张善于变化出新，和而不同，古化为我。何跋云:“颜出于褚而仍还匀整，不可谓之不善变也。”颜真卿楷书早期自褚遂良而来，前人已有所论，并无新意。在体制上，颜真卿楷书后期之发展更表现在丰碑巨制粗壮经久。可见，颜氏对自身前期书风概括为“前书点画稍细”，系为确论。何跋云:“况丰碑与小字不同，上下左右必如造凌云台，然称平众木使轻重无锱铢偏负乃成章法耳。……岂容举此一碑为颜公早年书。”何焯所跋固然有其道理，认为颜真卿楷书存在前后期之变化，亦因其眼界有限，未能看到较早之作品。
2. 尊碑卑唐。何焯于清初之际，对唐以前书法风格的发展演变脉络重新进行疏理和阐述，提出书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书派问题，为碑学理论的进一步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综理南北书家，提出南北书法皆祖述钟繇、卫璀，而南派自二王以下，形成江左风流，其长在帖;北派自崔卢以下，承续中原古法，其长在碑，碑学理论已具雏形，包世臣承阮元之说，认为北朝书法直接汉魏、导源分篆，将北碑视为楷行之本，使碑学理论进一步具体和完整。钱泳《书学·书法分南北宗》赞述阮氏观点。何跋:“褚公此碑参合南北兼有篆隶，然颇伤于杂，欲趁姿媚反乖自然于钟王之外，横鹜别驱。”何焯以褚遂良书法原本出发，认为褚书参合南北，兼有篆隶。“褚书精美温雅，备具南风，而转折顿挫，夸饰棱角，则出北派，其波势磔法，风韵窈窕，号日‘美女书’……开元楷法积成棱角之弊，也以为始。”褚遂良志学之年，天下一统，南北书凤融和，其早年书法如《伊阙佛龛碑》等楷书，多袭齐、周遗续。北碑往往存有隶书遗意，何焯把褚遂良由北碑之中继承下来微存的隶意，硬说成是篆隶笔法。其根源则来源于清代中前期在金石学带动下的有关篆隶书体及篆隶书体与其他书体关系的反思。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之际，碑学和碑派书法早已深入人心。增广包世臣而兼取阮说，特辟《尊碑》《卑唐》，评论魏碑渊源，康氏确实从中发现了北碑的内在美质，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碑学的意义。体现了“尊碑”、“卑唐”的思想心理，确立了崇碑贬帖，尊碑卑唐的典型。“唐人解讲结构，自贤于宋明，然以古为师，以魏晋绳之，则卑唐已甚，若从唐人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何焯言《崔敬邕墓志》在唐楷之上，实开阮元“倡碑”、康有为“卑唐”之先河。
3. 维护大统。何焯之书学欲维护书法正统，厚古而薄今，而于元明书家颇有微词。正如《山谷论书》云:“右军笔法如孟子道性善，庄周谈自然”，“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由晋以来，难得脱然都无风尘气似二王者。”张怀瑾《书断·中》云:“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真行之书，虽于大令亦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润色寡于虞世南。……伤于清雅之致。”君子藏器，温润而不失威严，即是“德”，为中国书法增加思想性，既增加非艺术标准，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文化艺术精神中“思想性”是第一位的。何焯喻虞永兴为儒家之颜子，喻李邕为儒家之孟子，喻褚河南为道家之庄周。既为书法增加了思想性，其书学源流即从此而来。儒道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思想，将书家在书统上的地位与颜子、孟子、庄周在文化传统上的地位相媲美，可见何焯欲维护正统之书学思想与文化艺术精神。
何氏书宗魏晋维护书法正统，厚古而薄今，于胜国书家均有不足之意。《祝京兆书述跋》:“用笔浑厚圆足，中廉锷森然，非枝山先生决无此书，功腕力.惜所值纸湿而毫又弱，如策驽骀上峻坂意所欲至，蹇蹶弗前稍减色耳。”何评祝京兆用笔浑厚圆足，功腕力，野逸而有林泉高致。惜流宕无法，故为奇诡。由于祝枝山性情放荡不羁，不拘小节，为书多求灵性与痛快，不免有时失笔散乱。故为何氏所不取。这亦说明何焯维护书法正统，书宗魏晋，厚古薄今之书学思想。
何焯书学思想之述评
“近时吴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时文倡导学者，而经术亦衰。”在当时的校勘学家中，何焯是沿明人评点古书的结习来做工夫的。何焯题识在书本上的内容，除记载刊本异同、文字正俗外，还有论人、论事、论经时大略的评语，与乾嘉学派学者们校书的趋向截然不同。虽然崔高维先生在《义门读书记》中评价何焯云:“其所考订，成有依据。”然何焯考证亦有不足之处，何氏所校过于细密，近时文批评，又未有用后来校勘家家法。义门喜临晋、唐法帖，善读书，日事点勘，其作书惟用陆燎若一人所制笔。他的书法完全是广博、精深的学养中滋养出来的，近代学者马宗霍曾指出何焯书法与学问的关系，故“小真行书不习而工，校之习而工者为雅，以其泽古既深而自有韵味也。”所作真行书并人能品，刘熙载将其小真书列入佳品上。清梁章钜论本朝书家自张照外即推何义门，且将何焯与同时之陈香泉、姜西溟、林吉人并举。认为何焯与康熙进士林估齐名，至于行草林估远逊义门一筹。何焯之书评与其自身之书风有背离之处。“近书家惟三人，姜苇间、陈香泉、何义门。何临仿唐人甚熟，实得古人笔法，只自己面目稍重，塌着笔描字，不是提着笔写字”。何焯书风秀韵不俗，用笔虽古，因其书法多杂以碑气，个性稍重而乏韵。